一个鸡蛋，可以分成很多种样子。
弟弟的鸡蛋是太阳，永远是完整的，剥好壳，放在碗里。
我的鸡蛋却是从未满月的月亮，有时只有半个，有时只有蛋白，像新月那样弯弯浅浅，甚至有时候是碎掉的蛋黄，母亲把那鸡蛋分给我时总会说：「女孩子吃那么多做什么？你弟还在长身体。」
我那时候也在长身体，可是这句话不能说。
我说了，母亲就会看我一眼，那个眼神里的情绪很复杂，你无法说那是恶意，你甚至会觉得那或许更像是一种很深的疲惫，但无论究竟是什么情绪，最后都只会被定性成一句：「妳是姐姐，要懂事。」
我一开始不知道「懂事」是什么意思。
后来才慢慢明白。
懂事就是弟弟哭了，我不能哭。
懂事就是家里买新鞋的预算，先给弟弟，我鞋子已经挤脚了，也要说还能穿。
懂事就是老师夸我成绩好，父亲在旁边笑，回到家却说：「女孩子读书好有什么用？以后还不是要嫁人。」
懂事就是母亲偷偷塞给我二十块钱，说让我买本练习册，转头又骂我：「你心不要太野，别读了几天书，就以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」
我一直没有说，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
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我不读书，我就会被留在那里。
留在那个屋子里，留在永远有洗不完的碗、擦不干净的桌子、听不完的争吵里。留到有一天，父亲和母亲会替我找一个「合适」的人家，说对方给得起彩礼，说我嫁过去就好了，说女孩子总有这一天。
我不知道那一天会什么时候来，但我心里并不想它来。
所以我只能读书。
小时候，我没有自己的书桌。我在饭桌上写作业，弟弟在旁边看电视，声音开得很大。我说能不能小声一点，弟弟就会喊妈你快看赔钱货欺负我。母亲听见了，便会从厨房出来，手上还沾着水，瞪我。
「他看一会儿电视怎么了？你去房里写。」
可房里没有桌子，我只能趴在床上写。
家里的床板不平，我的字一开始写得歪歪扭扭，直到我学会把作业本垫在课本上，再慢慢写好每一笔每一画。
老师说我字好看，说我肯定是静下来慢慢写好的，让同学们学习我的心静。我没有告诉她，那不是心静，是因为我的擦子很宝贵，我不敢随便把字写坏，那样还得浪费擦子把错字擦掉。
可是擦子能省，本子却一直省不了，我的本子总是用完很快。
就算我把每一页都写满，空白的地方拿来演算，它还是很快就用完了。后来我学会了捡别人不要的纸，广告纸、海报，或者是旧报纸，只要有任何可以让我写东西的地方。
家里人在这一点上，会认同我的节省。
其实我并不是节省，我只是太早知道，这个家里我所用的每一样东西都要付代价。饭要付出代价，书要付出代价，衣服鞋子要付出代价，连被夸一句「真会读书」，都要付出代价。
因为有人会接着说：「那你以后可要报答家里。」
我不喜欢「报答」这个词，它像一根绳子。
一开始只是轻轻搭在我手腕上，后来随着我长大，它慢慢被收紧。每当我想往外走一步，就有人拉一下，提醒我，你欠家里太多了。
我欠吗？
我不知道。
我吃家里的饭，穿家里亲戚淘汰的衣服，读书用的钱有部分是家里出的，这些确实是事实。可是弟弟也吃饭，也穿衣服，也上学。他吃的比我多，穿得比我好，却没有人要他跪在饭桌前发誓以后会报答家里。
只有我需要一直记得。
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不公平。
我只觉得这个家里有一种陌生的寒冷。
它和冬天的冷不一样，冬天的冷只要多穿一件衣服，把手缩进袖子里，对着指尖呵气，就能够好一些。
可这种冷却更刺骨，它像一场永无尽头的寒流，贯穿了我的童年，让我只能握着为数不多的、难得的温暖，叫自己必须捱下去。
我站在家里，却觉得自己不像家人，也不像客人。
衣服是我洗的，地是我扫的，弟弟的作业是我教的，母亲累了我要帮忙做饭。可真正有好东西的时候，从没有人第一个想到我。
后来我长大后才明白，也许这样的关系，我比较像佣人。
我的成绩一直很好，这件事救了我很多次。
老师喜欢成绩好的学生，学校也愿意给成绩好的弱势学生更多机会。我不再需要担心学费的问题，也不需要担心参考书会买不起，甚至连善心人士捐助的文具，老师都会藉由班级排名第一的缘由分给我。
在我刚升上高一时，县里突然有特招名额，可以去市里。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问我愿不愿意去市里读高中。
我没有立刻说愿意。
我当然不是不愿意，是我太愿意了，反而不敢说。
班主任把表格推到我面前，说：「尹逢春，这个机会不容易。七中是市里的学校，资源比我们这里好。你去了以后好好读，将来能考很好的大学。」
我低头看那张纸，上面有我的名字。
尹逢春。
那三个字印在表格上，看起来很端正，好像它们真的只属于我。
我问：「学费呢？」
班主任说：「你家庭状况符合补助条件，学校也会帮忙申请。」
我又问：「住宿呢？」
她说：「可以住校，你的条件一样可以申请补助。」
我点点头。
班主任看着我，忽然叹了一口气：「你回去跟家里好好说。」
我知道她为什么叹气。
她去过我家。
她知道我家里有一个弟弟，也知道我父母常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。
那天晚上，我把特招的事情告诉父母。
父亲坐在饭桌前抽烟，烟灰掉进碗边，他没有掸。
他问：「市里？那得花多少钱？」
我说：「学费和住校都有补助。」
母亲在旁边洗碗，没有回头。
弟弟正在看电视，听见我要去市里，回头说了一句：「那我的晚饭谁做？」
没有人觉得他这一句话有任何问题。
父亲抽完一根烟，说：「女孩子离家远了，心就野了。」
我站在那里，手心全是汗，我艰涩的与自己的大脑博弈，强迫自己想出一个更合理的说词。
最后，我说：「我上了更好的高中，考上师范学校更容易，就可以考回来当老师，照顾家里。」
父亲嗤笑了一声：「考回来做什么？嫁人了就回来了，哪费得了那么大的劲。」
我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
我怕我一说话，就会哭。
母亲终于把碗洗完了，她擦了擦手，说：「让她去吧。老师都来说过几次了，不让去也不好看。」
父亲看了她一眼。
母亲又说：「反正有补助，也花不了多少。她成绩好，以后说不定真能有点用。」
有点用。
我那时候竟然因为这三个字松了一口气。
原来我还要有用，才配得得到另一条看上去更好的路。
去七中那天，我只带了一个旧书包和一个行李袋。行李袋是母亲从柜子里翻出来的，拉链有点卡，她用蜡烛蹭了几下，让我凑合用。
她给我塞了两十块钱，塞的时候避开了父亲和弟弟。
「省着点。」她说。
我点头。
她看了我一会儿，像是想摸摸我的头，最后没有伸手。
「到了市里，别让人看不起。」她说。
我说：「嗯。」
她又说：「也别忘了家里。」
我又说：「嗯。」
我从没想过，在一个人想要离开家的时候，她竟然还可以被添上一些枷锁，比如别让人看不起，比如别忘了家里。
我坐上去市里的大巴时，天还没亮。车窗上有雾，我用手指擦掉一小块，看见路边的田和房子慢慢往后退。
我竟然不想哭，我把书包抱得很紧。
七中很大。
比我原来的学校大太多了，高高的教学楼，长长的走廊，特别宽敞的操场。学生很多，校服看起来都比我的新。我的校服是学校的学姐捐助的旧衣，尺寸偏大，袖口垂下来会遮住手背。鞋也是旧的，我从家里穿来的，在来七中之前，我把鞋刷得很干净。可旧就是旧，怎么刷都会看得出来。
班主任带我进教室时，里面很吵。
她说我是新同学，从县里特招来的，成绩很好，家里情况比较特殊，大家以后要多照顾。
我站在讲台边，听着那些话，觉得自己像一件被拿出来展示的旧衣服。
补丁在哪里，破口在哪里，都被人指给大家看。
可我不能低头。
我知道越低头，越像真正的可怜虫。
班主任让我坐到最后排的一个女生前面，说完后，她说忘了拿教材，就匆匆离开去教师办公室了。
我抱着书包往下走，经过某些座位时，听见有人低声窃笑。
「补助生啊。」
「难怪浑身上下都那么破。」
我听见了。其实这种话从小到大我听过很多遍，只是换了不同的人说。以前有人说我是乡下来的，说我家里穷，说我弟弟以后娶媳妇要靠我，说我读书读得再好也没用，反正都是赔钱货。
我早就学会了怎么让自己像没听见。
我早就学会了每一次上学的时候，都把书包放好，然后坐下，拿出课本、笔袋、错题本。我的动作必须稳当，我的背要挺直，我不能抖，更不能哭，决不能让他们知道那些话真的扎进了我心里。
我坐下后，没有回头。
可是我又突然听见身后啪的一声，像笔掉在桌上的声音。
教室里忽然安静了一瞬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刚才笑我的人不说话了。
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郑如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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